为新中国女性设计服饰
1958，我和我的先生一起，响应周总理的号召，回到祖国。那时我刚刚21岁，充满着投入建设新中国的理想与热情。我在日本学的是服装设计，一心想的是怎样用自己的所学改善中国人的服饰、塑造中国人的新形象。
陈富美口述 高芳 采访整理
原先的服饰
我祖籍广东,1935年出生于日本东京,是第三代日本华侨。虽然生长在异国,但是我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中国人。在内务部的安排下,我到了北京市服装鞋帽公司的服装鞋帽样品加工厂做设计员，进行服装、鞋帽的设计。当时,政府考虑到北京现代发展的需要,从上海迁来了一批老师傅,有理发的、做服装的、做西餐的等等。我回国的时候,正好他们也至北京,就这样,我和几十个上海来自服装师傅,被安排到了一起。
我在海外的时候就听说,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，男女平等,女人可从家庭走向社会，同样是国家的主人。我非常羡慕,因为在日本,多数人一辈子只能做家庭妇女。中国既是这样的一个国家,自己不正好可以塑造新中国的妇女形象吗?
当时，代表中国女性新形象服饰，比较典型的是军绿色的列宁装。这是从解放区来的知识女性普遍穿着,女学生也都爱穿。但我看来,这像是男人的衣服,因列宁装太肥大，对苏联或美国女人体型来说比较合适，但中国女性相对瘦小，穿上后一点都没有新女性的感觉。对于我这个在国受过专业学习的人来说，从美学角度看,它既不体现大家闺秀的气质，离现代女性的风格也太远。然而，中国女人普遍非常羡慕这种装扮，因为它是先进的符号。
夏天则是卓娅衫,大圆领、很多褶子的设计，下身是肥大的裤子。当时,我们国家又引进了苏联老大妈的连衣裙样式,这就是一度推行的布拉吉。苏联老大妈的胸部很粗.臀部也特别宽,所以布拉领口设计得很大,图案都是大红的大花。为了引导“时尚”,当时我们国家生产了一大批这样的服装。
这样一种大妈风格,在当时中国却很是前卫。在用纱布裹胸、外面再严实地套上背心的年代,中国女性都羞于暴露曲线，加上布拉吉的艳丽图案，许多人想穿又不敢穿。
还有一种是自己做的偏襟小褂，是当时家庭妇女普遍穿的。颜色一般比较暗淡,大都是灰、蓝或黑,素小花。当时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，结婚了就不能再穿鲜艳衣服,穿得漂亮被认为是舞女、是“不正经”。
上世纪50年代的北京，最美的是四合院里的老奶奶。我1957年住进内务部街,工作之余,常常见到大小胡同里三三两两的老奶奶。她们还保留着旧社会的一些传统习惯，出门时非常讲究礼仪，过年过节全套的黑色:大棉衣、大棉裤,小腿用黑色绊腿布裹着，小脚上是窄绣花鞋·……头上戴金丝绒太太帽，镶有绿色的宝石,个别还戴着耳钉,说话轻声细语。夏天拿着芭蕉扇,微笑慢走。她们的幸福,不张扬,但足以表露出来了。
美的新气象
作为设计师，我开始按照自己对新中国女性形象的理解进行设计。我当时想的是,列宁装是可以改造的，可以把国外的设计理念吸收进来。列宁装是军绿色的,我就设计了大方格的，因为中国女性比较消
瘦,穿方格会特别显精神。而且当时方格在日本也很流行，这两个国家的女性,体型上有相似之处。我还用了一种叫毛蓝布的布料，颜色有一点像现在的牛仔服。还有服装口袋，当时中国人的口袋全是贴到衣服上的贴袋，但大格衣服贴袋的话很难对格,所以我就改成斜挖兜设计。扣子改成前面系扣，个别的设计成双排扣,这样如果怀孕的话,拿掉一排扣子,衣服就可以变肥接着穿。
夏天衣服，我同样设计得相对瘦、小,腰部下来15厘米,还没盖上屁股,袖子也是,刚盖上肩膀,领子为平领和无领。颜色上,我设计的是淡黄色底子装饰小黑点，或者是浅粉的、白色的底子配上小黑点,因为我觉得中国女性比较可爱,衣服如果是单色且又肥又大的话,显得发愣,带上圆点的点缀则看起来可爱而活泼。另外,当时布拉吉的库存很多,我也试着重新设计，把大而低的领子全拆掉,变小一点,肩膀再窄小一点。不少艳丽的布拉吉,配上了白色衣领和白色袖口后,最后基本上卖完了。
我按照自己的想法，刚一进入工厂就专心地画设计图纸。一个月下来,画了二三百张。厂长不懂得看图选设计，一个劲儿地摇头:“我们厂不卖画。”上海人懂一点:“这个图我可以裁出来。”厂长不懂我的“画”,那老百姓呢?我开始做市场调查。我拿着商业局局长开的介绍信，
每个礼拜天上午，到现在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三楼的服装柜台帮忙卖衣服,同时悄悄把设计图纸贴在墙上。
来这里的学生居多，因为她们没法自己买布做衣服，所以一般都会到卖成衣的地方看看。我记得当时有清华的,北大的,还有师范大学的。与柜台里摆满的军绿色列宁装相比，对新鲜事物充满热情的年轻人一开始就对图纸发生了浓厚的兴趣:“这个好!”“这个不行。”纷纷提出自己的意见,非常真诚。我记得非常受欢迎的是毛蓝布、大方格,以及底色带黑点的面料。
有了市场的反馈,我知道下一步怎么做了。我跟印染厂联系,当时许多现成的面料,淡黄的、白的,建议他们在这些积压的面料上印上黑点,推出来后,果然非常受欢迎。不光黑点，到了第二年,绿点的衣服也都有了。
我的设计也降低了成本。比如列宁装配有腰带,还有许多小扣子，工艺繁琐,加上肥大,用料也多。相比之下,我的工艺比较简单,衣服也变小、变瘦了,成本降了下来,可卖的价钱还是跟原来一样，利润自然比以前高。这下,厂长很高兴,他发现,设计师是有用场的。我设计的衣服不仅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很受欢迎，西单百货公司(现在的西单商场)、天桥商场、人民商场等当时北京的八大商场，都争先恐后到我们的样品加工厂下订单，我们忙得都做不过来了。
我热切地投人到改变中国女性形象的努力中。然而,即便我们这些华侨是抱着艰苦奋斗的决心回国的,也真切感受到了什么叫“一穷二白”。我记得工厂在大红门外,我的家在内务部街，路上骑车要一个半小时,土路多,中间又要经过很长的墓地,一下雨“蓝花”漫飞。因为语言不通，有时候晚上我要上文盲班。9点钟夜校才完,就不回家了。可是，住集体宿舍更让人难过，晚上脱衣休息，国内的女工都是用肚兜做内衣,而我们六个日本来的,和当时的日本女性一样，已经在穿和今天一样的胸罩了,显得“格格不入”。
我的信仰就是用自己的所学塑造中国女性新形象。当时,许多女性刚刚走出家庭,像我们工厂的女工,以前大都是家庭妇女，她们见了生人都躲着不敢说话的。我发现,中国女性的包容程度是很大的,特别是对于美。虽然我戴胸罩的时候中国女性还在穿肚兜,但是,一旦发现胸罩比肚兜又方便又体面的时候,她们马上就接纳了。有一年,肤色府绸的面料在纺织厂大量积压,没人要又不能做衣服,我就进行设计做成胸罩,大概1000来件,两天就卖光了。
新生的共和国，虽然经济上落后、文化上落伍,然而,这并没有阻止住中国女性追求美的步伐。从旧社会传统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女性,充满了对美的向往与渴求,也正是她们对美的包容之心，成为我前行的动力。中国能有今天的时尚文化,最早就是我们这些服装设计师,和中国的女性一起，在追求美的动力之下,一步步地走过来的。
(载《新民晚报》2016年11月2日a22摘自《纵横》2016年第10期)
为新中国女性设计服饰
1958，我和我的先生一起，响应周总理的号召，回到祖国。那时我刚刚21岁，充满着投入建设新中国的理想与热情。我在日本学的是服装设计，一心想的是怎样用自己的所学改善中国人的服饰、塑造中国人的新形象。
陈富美口述 高芳 采访整理
原先的服饰
我祖籍广东,1935年出生于日本东京,是第三代日本华侨。虽然生长在异国,但是我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中国人。在内务部的安排下,我到了北京市服装鞋帽公司的服装鞋帽样品加工厂做设计员，进行服装、鞋帽的设计。当时,政府考虑到北京现代发展的需要,从上海迁来了一批老师傅,有理发的、做服装的、做西餐的等等。我回国的时候,正好他们也至北京,就这样,我和几十个上海来自服装师傅,被安排到了一起。
我在海外的时候就听说,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，男女平等,女人可从家庭走向社会，同样是国家的主人。我非常羡慕,因为在日本,多数人一辈子只能做家庭妇女。中国既是这样的一个国家,自己不正好可以塑造新中国的妇女形象吗?
当时，代表中国女性新形象服饰，比较典型的是军绿色的列宁装。这是从解放区来的知识女性普遍穿着,女学生也都爱穿。但我看来,这像是男人的衣服,因列宁装太肥大，对苏联或美国女人体型来说比较合适，但中国女性相对瘦小，穿上后一点都没有新女性的感觉。对于我这个在国受过专业学习的人来说，从美学角度看,它既不体现大家闺秀的气质，离现代女性的风格也太远。然而，中国女人普遍非常羡慕这种装扮，因为它是先进的符号。
夏天则是卓娅衫,大圆领、很多褶子的设计，下身是肥大的裤子。当时,我们国家又引进了苏联老大妈的连衣裙样式,这就是一度推行的布拉吉。苏联老大妈的胸部很粗.臀部也特别宽,所以布拉领口设计得很大,图案都是大红的大花。为了引导“时尚”,当时我们国家生产了一大批这样的服装。
这样一种大妈风格,在当时中国却很是前卫。在用纱布裹胸、外面再严实地套上背心的年代,中国女性都羞于暴露曲线，加上布拉吉的艳丽图案，许多人想穿又不敢穿。
还有一种是自己做的偏襟小褂，是当时家庭妇女普遍穿的。颜色一般比较暗淡,大都是灰、蓝或黑,素小花。当时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，结婚了就不能再穿鲜艳衣服,穿得漂亮被认为是舞女、是“不正经”。
上世纪50年代的北京，最美的是四合院里的老奶奶。我1957年住进内务部街,工作之余,常常见到大小胡同里三三两两的老奶奶。她们还保留着旧社会的一些传统习惯，出门时非常讲究礼仪，过年过节全套的黑色:大棉衣、大棉裤,小腿用黑色绊腿布裹着，小脚上是窄绣花鞋·……头上戴金丝绒太太帽，镶有绿色的宝石,个别还戴着耳钉,说话轻声细语。夏天拿着芭蕉扇,微笑慢走。她们的幸福,不张扬,但足以表露出来了。
美的新气象
作为设计师，我开始按照自己对新中国女性形象的理解进行设计。我当时想的是,列宁装是可以改造的，可以把国外的设计理念吸收进来。列宁装是军绿色的,我就设计了大方格的，因为中国女性比较消
瘦,穿方格会特别显精神。而且当时方格在日本也很流行，这两个国家的女性,体型上有相似之处。我还用了一种叫毛蓝布的布料，颜色有一点像现在的牛仔服。还有服装口袋，当时中国人的口袋全是贴到衣服上的贴袋，但大格衣服贴袋的话很难对格,所以我就改成斜挖兜设计。扣子改成前面系扣，个别的设计成双排扣,这样如果怀孕的话,拿掉一排扣子,衣服就可以变肥接着穿。
夏天衣服，我同样设计得相对瘦、小,腰部下来15厘米,还没盖上屁股,袖子也是,刚盖上肩膀,领子为平领和无领。颜色上,我设计的是淡黄色底子装饰小黑点，或者是浅粉的、白色的底子配上小黑点,因为我觉得中国女性比较可爱,衣服如果是单色且又肥又大的话,显得发愣,带上圆点的点缀则看起来可爱而活泼。另外,当时布拉吉的库存很多,我也试着重新设计，把大而低的领子全拆掉,变小一点,肩膀再窄小一点。不少艳丽的布拉吉,配上了白色衣领和白色袖口后,最后基本上卖完了。
我按照自己的想法，刚一进入工厂就专心地画设计图纸。一个月下来,画了二三百张。厂长不懂得看图选设计，一个劲儿地摇头:“我们厂不卖画。”上海人懂一点:“这个图我可以裁出来。”厂长不懂我的“画”,那老百姓呢?我开始做市场调查。我拿着商业局局长开的介绍信，
每个礼拜天上午，到现在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三楼的服装柜台帮忙卖衣服,同时悄悄把设计图纸贴在墙上。
来这里的学生居多，因为她们没法自己买布做衣服，所以一般都会到卖成衣的地方看看。我记得当时有清华的,北大的,还有师范大学的。与柜台里摆满的军绿色列宁装相比，对新鲜事物充满热情的年轻人一开始就对图纸发生了浓厚的兴趣:“这个好!”“这个不行。”纷纷提出自己的意见,非常真诚。我记得非常受欢迎的是毛蓝布、大方格,以及底色带黑点的面料。
有了市场的反馈,我知道下一步怎么做了。我跟印染厂联系,当时许多现成的面料,淡黄的、白的,建议他们在这些积压的面料上印上黑点,推出来后,果然非常受欢迎。不光黑点，到了第二年,绿点的衣服也都有了。
我的设计也降低了成本。比如列宁装配有腰带,还有许多小扣子，工艺繁琐,加上肥大,用料也多。相比之下,我的工艺比较简单,衣服也变小、变瘦了,成本降了下来,可卖的价钱还是跟原来一样，利润自然比以前高。这下,厂长很高兴,他发现,设计师是有用场的。我设计的衣服不仅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很受欢迎，西单百货公司(现在的西单商场)、天桥商场、人民商场等当时北京的八大商场，都争先恐后到我们的样品加工厂下订单，我们忙得都做不过来了。
我热切地投人到改变中国女性形象的努力中。然而,即便我们这些华侨是抱着艰苦奋斗的决心回国的,也真切感受到了什么叫“一穷二白”。我记得工厂在大红门外,我的家在内务部街，路上骑车要一个半小时,土路多,中间又要经过很长的墓地,一下雨“蓝花”漫飞。因为语言不通，有时候晚上我要上文盲班。9点钟夜校才完,就不回家了。可是，住集体宿舍更让人难过，晚上脱衣休息，国内的女工都是用肚兜做内衣,而我们六个日本来的,和当时的日本女性一样，已经在穿和今天一样的胸罩了,显得“格格不入”。
我的信仰就是用自己的所学塑造中国女性新形象。当时,许多女性刚刚走出家庭,像我们工厂的女工,以前大都是家庭妇女，她们见了生人都躲着不敢说话的。我发现,中国女性的包容程度是很大的,特别是对于美。虽然我戴胸罩的时候中国女性还在穿肚兜,但是,一旦发现胸罩比肚兜又方便又体面的时候,她们马上就接纳了。有一年,肤色府绸的面料在纺织厂大量积压,没人要又不能做衣服,我就进行设计做成胸罩,大概1000来件,两天就卖光了。
新生的共和国，虽然经济上落后、文化上落伍,然而,这并没有阻止住中国女性追求美的步伐。从旧社会传统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女性,充满了对美的向往与渴求,也正是她们对美的包容之心，成为我前行的动力。中国能有今天的时尚文化,最早就是我们这些服装设计师,和中国的女性一起，在追求美的动力之下,一步步地走过来的。
(载《新民晚报》2016年11月2日a22摘自《纵横》2016年第10期)
